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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期间，经济系在教学和研究体系中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并重的学术风格对厉以宁的经济史学研究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他从陈岱孙、徐毓枏学习经济思想史，从赵迺抟、周炳琳、陈振汉学习经济史，因此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厉以宁在外国经济史学方面成果丰硕，陆续出版过《希腊古代经济史》（上下编）、《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下编）、《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工业化和制度调整》、《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与罗志如合著）、《厉以宁经济史论文选》等经济史著作，卷帙浩繁，自成体系。
厉以宁的外国经济史的研究，有几个最鲜明的特点：第一，他的经济史研究往往与经济思想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紧密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既注重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身（即经济史）的理解，又注重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经济思想史的解读，即从思想史的脉络出发，对不同学者的经济史解释框架和理论观点进行比较，从而形成了“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二维方法论”特色。第二，他的经济史研究往往从比较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问题，比较经济史学方法可以说一以贯之，如在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研究中，他将罗马的专制主义与东方的专制主义进行比较，将拜占庭的封建制同中国以及西欧的封建社会进行比较，再如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时候，将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进行比较，从而获得丰富的结论。第三，他的经济史研究以制度调整为主线，注重不同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制度调整过程及其路径选择特征，尤其是以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的比较为主线来解释历史上不同国家的制度变革过程以及绩效，这一方法论特征体现在他关于罗马-拜占庭经济史、欧洲资本主义起源以及工业化史等几乎所有经济史研究中。第四，他的经济史研究的落脚点在于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路径选择，在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外国经济史研究作为镜鉴，以便探索中国现代化和经济改革的最佳路径。
在考察欧洲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时，厉以宁针对西欧的封建制度提出了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的划分。刚性体制是指统治者的治理体制本身是僵硬的，不容许有重大的改变，很难进行内部的制度调整，以确保制度的存在和延续；弹性体制是指在不违背统治者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容许制度的渐进改变，统治者以相对灵活和富于弹性的方式进行统治，以确保制度的存在和延续。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刚性体制同僵硬不变的统治方式和治理模式相联系，弹性体制同灵活可变的统治方式和治理模式相联系。厉以宁认为，西欧封建社会就是一种刚性体制，它以农奴制来限制人身自由，并利用等级制和身份制对社会流动（社会身份改变）进行严格的限制，使得垂直的社会流动不可能在体制内实现，这种刚性体制经不起体制外异己力量的冲击。厉以宁还深入研究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演变过程中由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过渡的问题，他认为这种过渡发生于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基本奠定了弹性体制的基础），其主要制度表现是人身依附制为标志的身份制不复存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不复存在、垂直社会流动不受限制，这一观点发人深省。
能否具备一种由刚性体制逐步转换为弹性体制的内在机制，从而实现制度的适时调整，决定了制度变迁的绩效。厉以宁认为，以弹性体制和刚性体制以及制度调整作为基础性范畴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调整，对于理解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体制亦可以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他把这种“弹性—刚性体制”的分析范式也应用到关于“英国病”的研究中去，提示我们一方面要看到20世纪日益严重的“英国病”，看到英帝国衰落的悲惨境况，但同时也要看到20世纪英国在处理“帝国危机”过程中灵活的富于弹性的政治体制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如果它（英国）的政治结构不是像如今这样具有较大灵活性和可变性的资产阶级政治结构，那么患上了这样多种病症的英国社会也就不会是今天这种情况了”。在《工业化与制度调整》一书中，厉以宁详尽分析了西欧各国工业化进程中资本主义体系的制度调整，即在工业化中期之后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刚性体制转换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弹性体制——即从完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市场和政府相互协调的更具弹性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以缓和社会矛盾并处理社会民生以及经济波动等问题。厉以宁所强调的这种体制上的灵活性和弹性，这种由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不断过渡从而实现灵活有效及时的制度调整的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极为有益的，这一弹性体制和制度调整的方法论几乎贯穿于厉以宁最后十几年的所有著述。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曙光 详情请参阅《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经济非均衡、市场主体和转型发展——厉以宁经济思想述评》一文]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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